殞落的青春(寫於2003)
2003年一月廿二日國內各家晚報都以顯著的篇幅報導著一則不幸的消息：「建國中學高三資優生杜XX，今日上午被遊客發現以童軍繩在蘇花公路崇德隧道下方觀景平台旁的樹幹上吊身亡，現場留有杜某的書包與背包…..，杜生自縊的原因，是無法解開的結。」
次日相關新聞的後續報導中也提到：「杜生的父親廿二日下午趕到蘇花公路崇德隧道北端，走下觀景平台，面對海天一色的美景，卻是愛子斷魂處。杜父強忍淚水，不相信兒子會自殺，認為是熱愛戶外活動出了意外。」顯然杜生的自殺讓父親在難以置信的錯愕之中，也夾雜了強烈的悲痛與疑惑。
然而，在一片錯愕與惋惜聲中，究竟一位資優班的高三學生，為何會在花樣般的年華，從台北搭火車到花蓮，然後選擇在一棵面對著太平洋的樹上，以童軍繩上吊自殺。
其實，我相信不只是針對杜生與他的同學，對於每一個選擇自殺的年輕學子，都有許多關心的人想要去瞭解讓他們走上自殺之路的原因，而不甘心也不情願讓一個年輕的生命就這樣不明不白的走了。是的，再多的追溯與事後的理解，都無法挽回已經失去的年輕生命，但我們，不論是家長、老師或是相關的心理衛生工作者，總要從這些令人痛心的事件中學習到一些寶貴的課程或深刻的省思吧。
事實上，每年似乎都有為數不少的青年學子選擇以自殺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而每每聽聞這樣的消息，總會讓人感到不勝唏噓。而「年輕的生命為何會做出如此的抉擇？」這樣的困惑與惋惜總是在悲劇發生時，一次又一次的浮現在許多人的心中。
人類會以自殺的方式去結束自己生命的原因不一而足，有的個案是因為本身罹患了憂鬱症或其他的精神疾病（如躁鬱症的鬱期、精神分裂症或妄想症等等），也有的個案是因為適應上的障礙（如軍中生活適應不良）或是因為本身缺乏面對壓力與承受挫折的能力，而導致個案在壓力之下或在遭遇挫敗時（如感情上的挫折或事業上的失敗），陷入情緒的困境，繼而無助的走上了自殺的絕路。
而杜生在死前的幾天，根據同學老師及家長的觀察：「杜生上週五期末考後參加班上的同樂會，並無任何異狀﹔離校時與同學還有說有笑，並無適應不良或尋短的跡象。本周一與杜生導師談到他時，導師還很高興地表示他最近表現很好、很平穩，沒想到他竟然選擇以這種方式結束生命。」如此看來，杜生在生前似乎並未呈現出嚴重憂鬱症（major depression）的相關症狀。
而據瞭解杜生在學業上的表現優異，雖然身在資優班，但似乎在學校的學習與課業方面尚能遊刃有餘，並未在學業上感受到難以承受的壓力，事實上，杜生自己在兩年前同班同學自殺後所寫的文字中：「在一片吵雜聲中，任由外界指稱課業壓力是兇手…，發生在生活周遭的一切，是如此真實的刻畫在我們的心版上…，一個追求絕對的天才，追求於他的絕對，竟被曲解為課業壓力…….」，便透露了他對於外界動輒將在學學生自殺的原因簡化為無法承受學業上的壓力這樣的說法感到不滿。而雖然一度有某些媒體推測杜生可能飽受暗戀之苦，後來關於暗戀與失戀的消息也被證實並非事實。
那麼究竟是因為什麼樣的原因讓杜生走上自殺一途呢？
在一般的情況下，當我們對一個人的死因不瞭解時，會由法醫們去對於死者的遺體進行解剖，為的是要去瞭解確實的死亡原因。而對於自殺身亡的個案，當我們雖然知道他是死於自殺，卻對於他為何要自殺充滿疑惑與不解時，或是對於之前在防範個案自殺的做法上，是否有什麼值得檢討的地方時，心理衛生的專業人士也可能去對個案自殺的原因進行事後深度的探討與分析，這是所謂的「心理解剖」。這樣的做法，目的不在於追究責任，而在於透過對於自殺事件的深度瞭解與檢討，讓我們能從不幸的悲劇中學習到雖然慘痛但卻極為可貴的經驗、知識與教訓。而當然為了要對個案自殺的原因做出正確的心理解剖與分析，參與的人必定是要能夠對於個案的內心世界有足夠的熟悉與瞭解，且又具有足夠的專業知識。至於心理解剖的結果倒不一定要對大眾公開，但其中所透露出的訊息與省思卻是相關專業人士未來在面對與協助類似個案時的重要參考。我期待對於杜生的死，能夠有適當的專業人士去「瞭解這整個事件的起因原委」，以期幫助家長、老師及關心的人們從這悲痛的事件中獲得一些關於生命的重要訊息。
至於筆者對於杜生的瞭解完全來自於媒體上的報導，這樣的瞭解自然是不足以來分析他自殺的原因，這也不是我寫這篇文章的用意。但從杜生的事件，讓我聯想到以前我所處理過的自殺個案，這其中有的個案雖然不時有自殺的念頭，但尚未開始行動；有的則是已經有過多次自殺的行為，但都被即時救了回來；當然也有的個案最後真的自殺身亡。
在我所參與處理的這些自殺個案中，的確有一定的比例是因為罹患憂鬱症而出現自殺的想法或企圖，而對於部分患有憂鬱症的個案，尤其是精神科醫師所謂的內因性的憂鬱症患者（據目前的研究，其憂鬱症與腦部的血清素失調有關），在服用適當的抗憂鬱藥物後，往往也確實能夠有效的緩解個案的憂鬱狀態。
但我也觀察到為數不少的情緒憂鬱或具有自殺意念的個案，儘管在服用足夠的抗憂鬱藥物下也未能獲得顯著的改善。而在這些對於藥物反應有限的個案中，有的個案乃是因為綿密複雜的心理因素的交相糾結，而導致其鬱悶的生命狀態或令人憂心的自殺意念，想要有效的協助這類型的個案走出憂鬱的情緒或擺脫自殺意念的糾纏，心理治療或其他心理與社會層面的處置往往就是必須進行的工程了。
而在這其中又有不少的個案，其實乃是其內在自我結構的部分出了問題。這些個案因為缺乏一種扎實鞏固的自我結構，使得他的內在經驗經常處在一種匱乏、空洞或斷裂、失去連結的狀態，他們有的會經常感覺到自己的內心深處缺乏一種穩定感，或是生命缺乏一種踏實感，甚至時常會覺得自己似乎是活在一種充斥著不確定感與虛無的狀態，又或是會經常陷入懷疑生命價值與意義的泥沼中，並不時出現輕生的意念。
當我在接觸這類個案時，如果有機會進入個案的內心世界，我常會接觸到的是一個漂浮、空虛與失序的靈魂，而有時他們自己也會意識到內在的脆弱與斷裂。並不讓人驚訝的，當我與這類的個案進行深度的會談時，總是能夠從他心靈的困境中追溯出那些源自於成長過程中的種種讓他之所以未能去發展出一個札實與健壯的心理結構的相關經驗。而這類的個案往往需要一個較長期而充分的心理治療療程，以協助他或她去重新建構其脆弱的自我結構(the structure of the self)。
無論是什麼樣的原因讓個案開始形成自殺的意念，如果我們（不論是家長、老師、同學或心理衛生工作人員）能夠及早發現那些飽受情緒困擾或已經走在自殺邊緣的個案們，並盡早給予適當的協助，便能夠爭取更多的時間來幫助這些身陷泥沼的個案們走出自殺的陰霾。
而據瞭解，建國中學校方因為杜生在高二時曾兩度離家出走，學校也早以將他列為長期追蹤輔導的對象，校方表示學校並指派了二至三位老師來負責輔導杜姓學生，而報導中也提及杜生的家長也曾經帶他去看過精神科醫師。
然而，既然如此，為什麼這麼多的關注與努力卻仍然無法阻止悲劇的發生呢。對於這樣的疑惑，或許我們要問的是，個案從學校所提供的心理輔導，或是精神科醫師所提供的專業意見中，是否得到了適當而充分的協助？這些協助是否能夠切中個案的核心問題？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在這樣的過程中，還缺少了些什麼？我們又還可以做些什麼？
也就是說，我們這些心理衛生的工作者，在處理或治療個案的過程中，除了盡心盡力以外，還需要不時去思索對於個案我們是否已經提供了「適當而充分的協助」。而這適當而充分的協助自然包括了適時的轉介個案，或幫個案尋找到更充分的資源。例如讓需要藥物治療的個案得到充分的藥物治療，讓需要心理諮商的個案得到適當的心理諮商的協助等等。
而事實上，在我的經驗中，當在面對青少年個案時，有時所謂的「適當而充分的協助」還必須包含如家族治療等等的專業協助，因為有的時候，個案的困擾或問題乃是導因於家庭成員之間綿密複雜的情緒糾結，而必須在與個案進行一對一的心理諮商之外，同時進行家族治療的工程才能夠正本清源的讓個案的狀態獲得有效的改善。當然這所謂的「適當而充分的協助」往往必須視每個個案的情況來決定。
在杜生過世之後，校方的工作人員在談到學校對於個案所進行的輔導工作中曾提到：「雖然學校早已將個案列為長期輔導與關懷的對象，但由於杜姓學生個性很內向，外人很難進入個案的內心世界。」
我敏感的以為，這句話可能也道出了一部份問題的關鍵，因為就我的實務經驗與觀察所得，諮商人員是否能夠走進個案的內心世界，往往也是決定我們是否能夠與個案建立深度諮商或治療關係的重要關鍵，這自然也會影響到我們日後與個案進行諮商或治療的品質。
而至於「為什麼難以進入個案的內心世界？」或「如何才能進入個案的內心世界？」這樣的疑惑，自然也是值得相關的心理衛生專業人員去思考的。
所謂的「能夠進入個案的內心世界」，就是能夠去瞭解個案的內心的想法與感受，或者應該這麼說，能夠讓個案經驗到老師或心理醫師是瞭解他的，在這樣的情形下，個案才會對輔導者有足夠的信賴，並願意透露內心的想法與痛苦。
我不知道杜生在多久以前就已經開始浮現自殺的念頭，不知道他是否已在生死邊緣掙扎良久，而當他在生死邊緣排迴時，他是否曾向任何人透露過想要結束生命的訊息，而如果他真的不曾向包括父母家人、同學朋友及老師之中的任何一個對象吐露過自己想要自殺的念頭，那麼可以想像這孩子的內心世界真是夠孤寂的了。
經驗中，當一個人開始出現自殺意念時，如果在他的生命中至少還有一個人是他覺得能夠瞭解他的，那麼這個世界就多了一成機會能為這個生命爭取更充裕的時間，讓相關的專業人員能夠去幫助這個個案。
我願意再一次強調「瞭解」的重要性，或許可以這麼說，「瞭解」乃是為人父母者與孩子互動中最重要的元素，「瞭解」往往也是心理治療能夠成功的重要基礎，而自然我所謂的瞭解是個案在互動過程中可以感覺與經驗到的瞭解，而不只是來自於諮商師或為人父母者單方面自以為是的瞭解。
對於身為精神科醫師或是學校負責的諮商輔導工作的老師們，我們總是不可避免的會遭遇到一些具有自殺意念的個案，並感受到明顯的壓力。建中的輔導老師在事件發生後受訪時就曾提到：「這兩年來，其實工作人員經常是在提心吊膽的心情中度過的。」其壓力之大是可以想像的。事實上，在面對具有強烈自殺意念的個案時，有時，儘管是受過完整專業訓練的精神科醫師，也會感受到重重的壓力。而每一個資深的精神科醫師的職業生涯中，也很可能會經歷過幾個曾經用心協助與治療的個案，最後還是不幸自殺身亡的事件。而當這樣的事件發生時，自然也不可避免的會對一位醫師的工作熱情或信心帶來衝擊，而這樣的衝擊無論是發生在醫師、老師或諮商輔導人員的身上，我們都可以感同身受。
杜生的自殺事件之後，我心中一直盤旋著一些思緒，於是寫下了這一篇文章，算是一些迴響與省思，至於文字中，如果有對家屬或相關人員有欠考慮的著墨，還請原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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