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我的第一次亞洲精神醫學會議(寫於2009年11月)

台灣精神醫學會的年會向來是在每年十一月的第一或第二個周末舉行。

今年的精神醫學年會（11/7~11/8）因為兩件大事而顯得格外熱鬧，一是有亞洲精神醫學會的同時展開（11/7~11/10），二是適逢學會的選舉年。而我顯然對於前者的興趣遠遠大於後者。

聽說第一屆亞洲精神醫學會是在大陸舉行，是那一年呢？當時我似乎沒有半點印象，在鄉下小醫院工作多年，連資訊也是相當封閉的。

所以，這是我第一次參加「亞洲精神醫學會」（也不過是第二屆，希望能夠持續），讓然要參加囉，人家都遠從亞洲各地飛到了台北來呢。

 

《從我的國際會議經驗到越來越封閉的自己》

記得自己第一次參加國際精神醫學會乃是R2 or R3的時候，當時我還是台北榮總精神部的住院醫師，剛踏入精神醫學領域沒幾年，對這個世界，包括在主流精神醫學扮演領頭羊地位的歐美精神醫學現況自然充滿了好奇，於是便與科裡的幾位前輩一起去參加了在紐約舉行的美國精神醫學年會（APA），其實那時能在會議中吸收的頗為有限，記得還特別去參加了美國客體關係大師Otto Kerberg的一場工作坊，也見識了諸如老美之早餐專題研討會(breakfast symposium)之盛況，當然更趁機會在紐約街頭逛逛（這事到如今還常常被臺北榮總的黃正平主任提起呢，他因擔心紐約的治安不好，會議結束後便總待在旅館裡面不出去了，卻見我獨自一個人冒進冒出的。開玩笑，老遠從台灣到紐約來，怎能不把握時機好好品嚐一下這粒big apple的滋味呢！）

這顯然是剛成為精神科醫師時的好奇與熱情驅使下的作為。後來，一路走來，再去參加國際會議的機會反而少了。

多年前，還有一回在西班牙的馬德里參加了世界精神醫學會，當然也趁機去巴賽隆納參觀了高第的獨特建築藝術，那印象要比醫學會的內容讓人深刻多了。還在馬德里會場巧遇了也是台灣來的藝術治療先驅陸雅菁小姐，至於大會的學術內容，還真的沒啥印象了。

後來，因為在美國進修（1997-1998），分別於芝加哥與聖地牙哥參加了兩次的self psychology的大會。

我的國際會議經驗，大概也就僅限於此了。

而過去這九年來，因為待在鄉下小醫院，再加上三個女兒尚年幼，無暇分身，更沒去參加任何一場國際會議，似乎，自己的國際觀也越來越狹窄了。

所以，2009的亞洲精神醫學會在台北，我自然報了名，何況還有學分可以拿。



《聽了心理動力大師Glen Gabbard的講座》



四天的會議內容豐富而多元，其中讓我印象較深的有幾樁：

一是聆聽了Glen Gabbard的講座，顯然頗具知名度的Glen Gabbard是好幾本專業書的作者與編者，擅長心理動力導向之心理治療，對於生物精神醫學的領域也不陌生，是一位難得可以將心理治療與生物醫學的觀念作良好整合的精神科醫師。他的第一場講座便以neuroscience的觀點，來說明了心理治療之所以有效的神經學機轉與根據。

其實，在此次議程的第三天與第四天，Glen Gabbard連續主持了一場為期兩天有關人格疾病的工作坊，我曾一度猶豫是否要全程參加，後來因為最後一天中午便要啟程返回花蓮，下午的課程將無法參加，又加上，想到這次亞洲精神醫學會同時還有其他各項主題也讓我頗感興趣，想要前往聆聽。

所以，Glen Gabbard的後來的工作坊講座，我只參與了「A special psychotherapy lecture： Ethics and professional boundaries in Mental Health Practice」與「Dynamic Psychotherapy of Obsessive-compulsive Personality Disorder」兩場。

Glen Gabbard在工作坊中針對包括Obsessive-compulsive personality disorder，histrionic personality disorder,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等人格疾病作了深入的探討，從Glen Gabbard所寫的書本與上課的講義可以看出，他的精神動力概念中乃綜合了包括Heinz Kohut以及Otto Kerberg等當代精神分析學者之人格發展理論，來做為他探討人格疾病之精神病理的理論基礎，這讓我感到興奮。

由於我本身的心理治療訓練就是self psychology導向的，深切瞭解self psychology有關人格發展與精神病理等相關理論知識在心理疾病之闡述與運用上的高度實用性與可親性。

所以，Gabbard在上課時的許多闡述，我聽起來頗感熟悉親切。並利用下課空檔去跟Gabbard致意， 當我提到自己曾經於數年前在辛辛那提跟隨Paul Ornstein與Anna Ornstein夫婦（他們兩位都曾接受過Kohut的直接督導，是如今self psychology領域的主要發言人之ㄧ）學習時，不意外的，Gabbard表示了「Oh! I know them very very well.」

我也記起了，在美國進修期間，也有幾次看到Paul Ornstein與Otto Kerberg同台，從各自的觀點針對個案或議題進行論述的場景。

Gabbard的心理治療風格顯然受到了self psychology治療模式的影響，而不僅是傳統精神分析導向的。


《有關young psychiatrists之【心理治療在亞洲】研討會》



之後的時間，我又參加了幾場亞洲精神醫會的分項研討會，想對這些鄰近國家的精神醫療有多一些的瞭解，也拓展自己的多元視野與思維。

其中尤其是，由亞洲各國的young psychiatrist所報告的各國心理治療現況，與各國之精神科醫師接受心理訓練之狀況。這主題十分吸引我，身為一位也投入心理治療領域的精神科醫師，自然好奇其他鄰近的國家之心理治療現況，包括我也想瞭解一下self psychology學派在這些國家發展的情形（我認為Self Psychology的觀念因其實用性與可親性，是值得廣為散播的，包括對於心理治療專業人士或對於親職教育有興趣的一般人士）。

我在會議第一天晚上的國際晚宴裡，與彼鄰而坐來自澳洲的Dr. Robin Haig夫婦聊天時，當他聽說我的專業興趣在於Self Psychology Oriented Psychotherapy時，便提到在雪梨，Self Psychology已經發展出了自己的學會（這訊息導應該讓我與久未聯絡的張凱理兄感到有些汗顏吧，顯然我們兩人在行動上都太”避暑”了一些。）

回到這群young psychiatrists的研討會，我得說，在這樣的場合，聽著來自亞洲不同國家的精神科同業們，以英文在講述與討論各國心理治療之經驗時，這現象本身就是一件有趣的事。



研討會中共安排了有來自台灣、泰國、菲律賓、印度、日本、韓國、柬普寨、蒙古等國的精神科醫師來報告各國的心理治療發展與訓練現況，可惜中國大陸的代表Young Xu醫師（上海心理衛生中心）因為簽證的關係未能前來。

不過後來我還是在書面資料上看到了大陸心理治療發展的簡要敘述，六月份我赴武漢長沙參觀時，便有一種感覺，兩岸同文同種的，語言可以直接溝通，更應該在精神醫療或心理治療等專業領域多所交流，並互相激盪合作。

我對來自泰國的那位年輕精神科醫師所報告的心理治療訓練現況，印象深刻，感覺上，甚至比台灣這裡的某些精神專科醫療機構裡的心理治療訓練內容要來得更充實。

就我所知，台灣目前，有好些可以訓練精神科住院醫師的醫院，其實在心理治療訓練這一塊乃是十分貧乏的，許多醫院裡的精神科主管對此一領域也並未給予足夠的重視（有精神科前輩就曾語重心長的說：精神科醫師如果缺少了心理治療的素養，而只會開藥的話，那又與一般的內科醫師有何差異呢。…..其實還是有差異的，但精神科醫師的確應該對心理層面的專業知識有足夠的熟悉與掌握。）

想到這裡，我對於這群young psychiatrists們，這次，會選擇以「Psychotherapy」為此屆研討會之主題，讓來自亞洲各國的精神科醫師們可以針對此一領域彼此互相分享交流與激盪，凸顯了他們對於精神科醫師養成教育中心理治療訓練之重視，而對於許多過度強調生物精神醫學之研究與治療，而忽略了心理層次的醫療機構，也算是一種提醒吧。

韓國的精神科醫師Yu-Jin Lee的報告以分析性心理治療為主，提到了她們國內業已成立了精神分析學會。就我目前的瞭解，大概日本、韓國與台灣都已成立了自己的精神分析學會，可見其醫療模式受到西方影響較多。

既然是亞洲人的精神醫學會，除了西方所發展出來的心理治療模式，亞洲各國本土的心理治療模式自然也是我們期待能夠聽到的，日本的精神科醫師在報告中先提到了兩種屬於日本自己發展出來的治療模式，一是Morita therapy，還有一種Naikan psychotherapy療法。因為一般人在提到心理治療時，大都還是以歐美的心理治療取向為主，於是日本的這兩種本土治療模式一經提及，便引發了好奇。



在場有一位在日本湘南病院（Shonan Hopital, Jikei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服務的平久　菜奈子(Nanako Tairaku)醫師，正好在接受關於Morita therapy的訓練，於是她也做了簡單的分享，包括森田療法常會要個案每天寫下日記，並加以討論。我事後跟她聊了一下，她表示森田療法可以在門診施行，也可以安排住院，若是住院接受森田療法，大約需要三個月之久，而且全部都得自費。

其實，關於這類本土發展的治療方式，除了日本，像是泰國的Pornjira Pariwatcharakul醫師也提到了他們的Buddhist-oriented Psychotherapy；印度的Ruksheda Syeda醫師則提到了印度境內會將靜坐、瑜珈，以及Vipassana等方法運用來幫助病患改善其情緒與心理上的困擾，不過由於時間的關係，這些內容都只被簡單的提及，未有時間詳述與討論。

最後上場的是一位來自蒙古的年輕同業Battuvshin Khagvasuren，他提出了一個以心理治療模式有效改善了一位原先有著嚴重身心症狀之患者的案例報告，也讓我這位從來提到蒙古時就立刻聯想到在大草原上騎馬奔馳畫面的臺灣醫者不免要印象深刻了。

從各國報告中（還有好幾個國家並未有代表出席呢），柬普寨的精神科醫師Daramoon Meth是唯一提到在他們國家裡並沒有提供正式心理治療服務的代表，而宗教顯然是當人們遭遇情緒困擾時最主要的依靠。

我因為之前先去聽了一會兒有關日本自殺防治工作的研討會，所以來到這個研討會會場時，已經錯過了台灣那位年輕精神科醫師張倍禎的報告，不過，在後來的過程中，我發現年輕的張醫師英文奇好，口音幾乎像是美國長大的，會後問了她，才知道她果然小時候是在美國成長。不過我覺得，在亞洲土生土長的人，英文流利順暢就好，有一點在地的腔調，也是一種特色。


（補述一）：看起來，目前在亞洲各國，除了澳洲以外，Self Psychology導向的心理治療模式似乎都尚未充分的發展與傳播。Self Psychology可以算是當代精神分析的一支，然其觀念內涵與治療風格，其實與傳統精神分析明顯有別。說到這裡，覺得自己肩負的使命又加重了。



《其他有機會聊過幾句並交換名片的異國朋友》

除了第一天晚宴遇到了來自澳洲的Dr. Robin Haig夫婦，相談甚歡以外（Ms. Haig本身是一位精神科護士，出身於香港，後在英國與Mr. Haig相識，現住在澳洲，Dr. Haig為一位開業醫生。）

我在中午吃便當時與來自尼泊爾（Nepal）的Ｄr. Dhana Ratna Shakya也聊了好一會兒，跟台灣比起來，他們的精神科醫師少的可憐（以醫師與人口比例來算），印度似乎也是這樣的狀況（我在另一個時間與印度的Dr. Prabhat Chand也聊了類似的話題），所以一個精神科醫師要負擔的精神醫療量要比我們這裡大的多，但待遇並不優渥。（有位來自他國的前輩便在會議中幾度大聲疾呼，當一個國家的精神科醫師與人口數之比例與西方國家明顯不成比例時，我們又怎能將西方的醫療模式全套移植到東方國家來呢？值得思考！）



除了參與研討會，我也去看了來自亞洲各國的posters，像是在Nihon University之Medical School服務的橫瀨 宏美（Ｈiromi Yokose）醫師，她在醫院主要是負責精神照會的工作，這次呈現的主題是關於照會身心科的婦產科患者之相關分析，我們討論了日本使用抗憂鬱藥物的習慣與台灣的差異，也因為關於PTSD（創傷後症候群）話題而提到了當年的中日戰爭。關於這個話題，我在另一個晚宴上，也與鄰座的丸田敏雅醫師有所觸及…，他還告訴我，之前也去過北京開會，覺得台灣的女孩要比北京的女孩來的漂亮…。

來自印度（India）的Dr. Rishikesh V Behere與來自尼泊爾的Ｄr. Dhana Ratna Shakya，也都很認真的在會場壁報展示處介紹自己發表的主題，不過我發現印度口音的英語讓我們的交談有些吃力，然而他們認真的態度仍讓人欣賞。


這次台北行之亞洲精神醫學會之旅，於我來說，收穫匪淺。

回來花蓮以後，我繼續把之前就不時在聽的兩本學習英文的有聲書「漫遊世界文明」的亞洲篇與「寄英文明信片給你，亞洲之行」放在車上，要繼續滋潤我的《亞洲魂》，並不斷精進英文。